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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，从日本传来消息，汉学家入矢义高主持的一个读书会选定了中国学者新近出版的《王梵志诗校辑》，准备针对其中的错讹撰写文章。20多年前，中国学者撰写的《东京梦华录注》出现一些疏漏，遭到入矢义高严厉批评，国内学界大为震动。20多年后，这一幕是否会再次上演？那就要看中国学者能不能率先拿出高质量的整理本。担子压在了项楚肩上。
王梵志诗，唐代流传极广，宋人偶尔提起，明代似已无人知晓，清人编的《全唐诗》不录一字。直到敦煌遗书被发现，在文学史上消失已久的王梵志诗才重现于世，被海内外学者视作唐代白话诗的代表。
与变文类似，王梵志诗不如文人作品精致，俚俗口语多，佛教观念多，不少诗句今人难以索解，而这正是项楚感兴趣的谜题。
只感兴趣不行，还要快！他不停地写，没日没夜地写，把笔尖写歪了才喘口气，扳正笔尖，继续写。
铅字排版太慢，老先生们建议，书稿先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不定期出版物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》上影印刊出。每写六七万字，项楚就把文稿发航空挂号信寄到北京，请人誊清，以待影印。几个月，寄了七八次，50余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。1987年，《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》第四辑出版，近500页的《王梵志诗校注》随之问世。如此一部大书，因为时间紧迫，作为一篇论文率先发表，或许史无前例。
支持项楚的学界中坚，不止江蓝生。
研究王梵志诗，项楚还是没材料。他不轻易打扰老先生，还是自己想办法。
王梵志诗缩微胶卷的照片，来自敦煌研究院。敦煌研究院当时规定，只为参与本院项目的学者提供资料，可他们还是把照片装了好几个文件袋交到项楚手上，操办此事的是李永宁研究员。
俄藏王梵志诗的复印件，来自一位海外汉学家。项楚后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王梵志诗校注》中写道：“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，从欧洲友人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列一四五六号王梵志诗卷的影本。长久的心愿一旦实现，真是喜出望外……一个遗憾从此消除了，禁不住提笔记下心头的欢悦。”当时，俄藏敦煌文献尚属秘籍，学者难以寓目。那位“欧洲友人”不知从何处得来王梵志诗的复印件，毫无保留地送给项楚，但不希望别人知道此事，项楚在书中只能称其为“欧洲友人”。如今，俄罗斯藏敦煌文献已全部公开，项楚终于可以告诉世人，那位“欧洲友人”是德国汉学家葛莲（Dorothee Kehren）女士。
项楚（中）与他的学生张涌泉（左）、普慧在一起。 杜羽摄/光明图片
在一次学术会议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宋家钰听说项楚写《敦煌诗歌导论》没材料，主动提出为他洗印中国社科院收藏的敦煌文献照片。项楚急需某号卷子，就给宋家钰写信，宋家钰就把照片洗印寄来。项楚后来才知道，宋家钰洗印照片要经过申请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“我们原本不认识，后来也没再见过面。只见过那一次，他就这样无私地帮助我”。
从《王梵志诗校注》到《敦煌变文选注》，从《敦煌诗歌导论》到《寒山诗注》，项楚的书一部接着一部，厚重而扎实。另一位老先生，敦煌学家潘重规在一篇文章中说，他“不能自已地逢人‘说项’”“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”。这里的“项”，不是古人项斯，而是今人项楚；他邀请读者“品尝”的，也不是珍馐美馔，而是项楚的著作。
很长一段时间，海内外学术界“逢人说项”。项楚还是说，自己很幸运。当然不只是幸运。长者支持、同辈襄助，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文化，他们期待学术繁荣，他们视项楚为不世出的读书种子，他们视项楚的荣光为学术的荣光。
项楚不负众望。
《王梵志诗校注》及时问世，日本学者的批评文章尚未出场，便失去了价值。入矢义高为《王梵志诗校注》写了一篇字数不多但评价极高的书评，“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，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”。季羡林先生说，项楚对王梵志的研究，“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‘批判’，在事前‘镇压’了下去”。
项楚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刘石，多年以后给学生讲起自己老师的故事：“有些事情也真是匪夷所思，青灯黄卷的书斋生涯，有时也能在浑然不觉间担当为国争光的大任。”
项楚则说，跟老先生们接触久了，“觉得我也像他们那样爱国了”。
做笨学问
由语言而文学，由文学而文化，项楚一路前行。继“语言学家”之后，文献学家、文学史家、敦煌学家，一个个名号接踵而至。
老先生们有意把项楚调到北大，给他更宽广的舞台。项楚感念母校的培养，还是留在了川大，建立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，创办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，教学生，带队伍。一个敦煌研究的重镇在西南异军突起，看似不可思议，却也顺理成章。
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，有俗文学，也有雅文学，有唐宋明清，也有先秦两汉，项楚并不强求，“我主要是教一些方法”。
最重要的方法，当然是读书。
读书和读书不一样。有些人读书，虽然也勤奋，但过目即忘，读了白读。项楚读书，思维高度紧张，面对文献，一个个问题从头脑中跳将出来。他读大藏经，原本是关心汉译佛经的语言，可读着读着，就在佛经故事里找到了一个个古代小说的源头，读着读着，就寻绎出一条条文化演变的脉络。这种系连的能力，项楚称之为“敏感”。
老师的敏感，学生观察得最直接。
项楚讲敦煌文献选读课，和学生一起读原始文献。“读到一句话，卡住了，我们半天想不出来怎么解释，项老师很快就发现有个字的字形有问题，可能是假借。”张涌泉是项楚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，追随老师的脚步，两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一等奖，如今这位也已年近古稀的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，仍对老师的“敏感”感叹不已，“从表面上看，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中的问题经常是没什么关联的，但项老师能破除字形、字义、字音造成的谜障，深入本质，找到答案。有的人没有这种敏感，读再多书也没用”。
项楚曾经设想，当年读大藏经时，如果手边有一部工具书，自己的学问会是什么样？他的答案是：可能当时读懂了，但过后就忘了。
现在的青年学者，不仅有工具书，还有古籍数据库，一点鼠标，成百上千条结果就来了。项楚告诉他们，新技术固然要学习，但检索不能代替读书，会堆砌材料不意味着读懂了材料，“我们要做些笨学问，花些时间读经典，慢慢涵泳、体会。把握到它的精神，那才是真正读懂了”。
“你轻易获得的东西，往往是表面的、肤浅的；只有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，才是深入的、深刻的。不然的话，做学问就变成很简单的事情了。”对于读书，对于学问，项楚保持着敬畏，一如从前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3年12月11日 11版）
来源： 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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